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致敬医务人员的辛苦和付出

　　青镜头

　　120新战“疫”

　　2020年1月23日，大年二十九，当人们正为即将到来的除夕忙碌时，国家卫健委收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就在这一天，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茅彧接到院里通知，全员取消春节假期，紧急待命。

　　转运组

　　转运确诊病人

　　除夕夜，茅彧一家简单地吃了年夜饭，第二天他把妻女送到岳母家，自己独自回家待命。接下来的几天，茅彧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上班、测量体温、正常急救出车。

　　1月28日，他接到正式通知，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进驻早前成立的北京急救中心转运组，担任北京市全部确认病例的转运工作。转运组的成员多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茅彧原来是负责长途转运危重患者的医生，有一次在转运过程中，呼吸机出现故障，他捏了12小时手动呼吸球，从河北衡水一直捏到南昌医院。而和他搭班的司机李小江，号称“活地图”，从1995年就驾驶急救车在北京穿梭。

　　1月28日进驻转运组以来，茅彧和李小江已经转运多名确诊患者。用茅彧的话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冲在前面。”

　　与日常的急救转运不同的是，每一次出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防护口罩穿戴标准、防护服穿脱流程，以及病人交接流程等。每一项出现差错，都可能带来“致命”隐患。

　　2月5日下午4点半，茅彧接到转运任务，需要将一名确诊患者从武警总医院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接到任务后，茅彧和李小江严格按照流程穿上全套防护装备，5点整从隔离驻地出发。

　　傍晚5点30分，等待在发热门诊外的接应医生将转运救护车带到专用通道，武警总医院的医生和急救中心的医生进行转运前的病人交接工作。转运患者的详细病历、影像资料、药物，包括随身带的行李都要统一转运到接收医院。

　　当天下着雪，出发前，他们已经接到道路结冰预警。虽然路上车辆并不多，但司机李小江还是格外小心，一路上紧紧地握着方向盘。15分钟后，救护车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发热门诊外。

　　入院手续、患者物品交接、患者带离急救车入院、患者安全住进专门病房……一系列操作后，已是晚上7点。接下来，茅彧和李小江返回隔离驻地，对人员和车辆进行细致的消毒。

　　穿脱防护服、消毒全身洗澡、车辆消毒……9天以来，这样的流程每天都在进行，“什么时候出组呢？”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问题，茅彧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下去了，就要隔离14天，这样一来急救大夫就少了，那就是浪费资源。”

　　洗消组

　　另一种保护神

　　如果说医生是病人的保护神，那么洗消组就是医生的保护神。洗消组成员是与病毒接触时间最长的人，接送病人的车辆、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都要在这里进行严格的“洗刷刷”。

　　2003年非典过后，北京急救中心在院内的西侧专门建设了用来给急救车和医护人员消毒的通道，3名建院元老级医生一直坚守在这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每一辆急救车接送病人后，都要按规定来到这里接受集中消毒。

　　洗消组负责人孟繁斌1991年参加工作，是北京急救中心北区护士长、党支部书记，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名来到最前线。洗消组的工作是危险和艰苦的，现在没有了上下班时间，组员累了就只能在休息室里眯一会儿。洗消组的医护常常在北京零下的气温中，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们的防护服里没有棉衣只有单薄的隔离服。孟繁斌说：“我们就是医生的保护神。”

　　每一辆车有着严格的消毒流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孟繁斌经常会盯着每一个人，观察是否有不规范操作，是否有简化流程。他最常说的就是：“一个微小的细节就会酿成大事故，一个马虎有可能全军覆灭。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可以倒下。”

　　孟繁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催促需要休息的队员下班休息。然而在北青报记者采访中，2月6日上午任务多，人手不够，中午11点半，原本8点下夜班的一些急救医生才吃上“早饭”。

　　文并摄/本报记者 付丁 统筹/胡金喜

　　记者手记

　　短短两天的拍摄时间，在我看来，只是浮光掠影，但让您了解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医务人员的辛苦和付出可能足够。医者仁心，他们的坚守会给这个城市以力量，给春天以希望。致敬，白衣天使！